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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故宫的“开端”:有人欢喜有人愁

2018-02-15 00:42    来源:文汇报    编辑:鲁石明

1920年代,燕京大学组织参观故宫(古物陈列所)。

故宫博物院有好几个生日:1914年10月11日,古物陈列所在紫禁城外廷开放,称它为初具规模的博物馆或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并不为过;而故宫博物院真正对外开放,其实并不是在1925年的双十节,而是1925年4月12日。

一、故宫博物院的开端

爱德华�萨义德在《开端:意图与方法》(三联书店2014年,章乐天译)一书中分辨了犹太-基督教背景下开端(beginning)和起源(origin)的意义。他说,所谓开端,是与起源相对的概念,前者是世俗的、人造的、不断得到检视的,而后者是神学的、神秘的和有特权的,不容置疑;正因为开端是一种流动的思想,是一种现代的创造性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构的,有意识地产生意义和区别,并成为后来的文本的依据。因此,萨义德在beginning的后面加了一个“s”。这复数的特点,在中文里就不大显现得出来。应该说,故宫博物院有好几个生日,确定1925年10月10日为正宗的生日,是有意造成差别的。因此这一生日是人造的,属于萨义德所说的开端。既然如此,它就应该不断得到检视,不然开端就转化为不容置疑的起源了。

紫禁城在历史上以乾清门为界分内廷与外廷(也称内朝、外朝)。中华民国成立后,已逊位的清室将主要用于大典的外廷“交”袁世凯政府使用。据李宗侗回忆,当时位于外廷北端的保和殿后修有一条围墙,围墙以北即为溥仪宫禁,但是文华殿以北的文渊阁和内阁大堂、实录库等(都在外廷)仍由清室管理。1914年10月11日,归民国内政部管理的古物陈列所在外廷范围内开放,展出盛京(沈阳)故宫和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的部分藏品(两地运京文物23万余件,大都存放在利用美国“退还”庚款20万元兴建的宝蕴楼),中轴线上的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以及太和门东西两边的文华殿和武英殿均存放了来自两地的文物,参观者由东华门和西华门进出(一度午门也用作该所的大门)。鲁迅在当月24日日记上记载:“游武英殿古物陈列所,殆如骨董店耳。”(《鲁迅全集》,第1卷,360页至361页)鲁迅对文物展出的方式大为不满,用“殆如骨董店”几个字来形容一种散漫无序的惰性。尽管古物陈列所不具备欧美博物馆的专业水准,但是称它为初具规模的博物馆或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并不为过。因此现今的故宫博物院的生日可以提前到1914年,当时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大总统袁世凯也是有功的。内廷的故宫博物院诞生于1925年双十节,与比它年长十一岁的古物陈列所和平共处二十余年,要就藏品的规模、等级而言,前者当然在后者之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就有意将两者合并,但是合二为一的工作非常繁复,一直到1949年春才告竣。这两个文化机构当初在风度(也可以说政治姿态)上是有所差别的。

古物陈列所的开办得到清室的合作,文物从承德、沈阳运往北京,没出大的差错(热河盗宝案又当别论)。民国政府开办古物陈列所时对清室表现出尊重,内政部总长朱启钤在清室内务府盛京行宫总管金梁的参与下将展览办成,可见古物陈列所得到清室的承认和支持。1926年成立的古物陈列所文物鉴定委员会为所藏文物登记造册,编写目录,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档案材料。曾充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也是该委员会成员。如果古物陈列所不能礼待清室,王国维必定会谢绝此职,不然他不会在死后得到“忠悫”的谥号。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全然不同。正如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托尼�贝尼特《博物馆的历史》中所说,博物馆也有其讲政治的一面。

冯玉祥在1924年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黄郛临时摄政内阁一周后成立(严格地说,11月2日曹锟被迫宣告退位,黄郛内阁应该从这一天开始成立),黄代理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说明曹锟还是合法总统)职。冯玉祥事前未与各实力派协商就拼凑起这个国民党色彩浓重的内阁,遭到各方抵制,两位奉系阁员拒不就任。奉军甚至进驻天津,将参与政变的第二十三师解除武装,师长王成斌避难租界。11月24日,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将黄郛内阁取代,得到各方承认。

黄郛(1880-1936,字膺白)是民国大人物,大陆史学界对他的重视程度还是很不够的。他是陈其美、蒋介石的把兄弟,“翰林总统”徐世昌的《欧战后之中国》实际上主要由他代笔,曾任外交总长、教育总长。鲁迅读过黄郛的《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1918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评价不错,还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引其一段关于习俗转移“说得很透澈”的话(《鲁迅全集》,第1卷,360页至361页)。笔者以为黄郛的连襟、社会学家陶孟和(二十年代中期的北大“正人君子”之一)也可能为这些著作出过大力。驱逐溥仪出宫,准备在内廷兴办博物院、图书馆,是黄郛内阁做的一件大事。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手下的将军京畿警备司令部司令鹿钟麟、北京警察总监张璧和国民党元老之一李石曾三人带部分军警强行入宫,宣布单方面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和所有宫内人员必须即日离开。在此过程中清室受到武力威胁,没有任何说话的余地,溥仪被扫地出门。今年早些时候英国威廉王子访问故宫,他应该知道一些民国政府接管时的细节。此事在当时引起很多争议,如胡适在11月5日致王正廷的信中表达了摄政内阁欺侮弱小、不尊重法律的意思。14日,摄政内阁公布《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聘李石曾为委员长,委员会由政府方9人(汪兆铭[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圭、陈垣、沈兼士、葛文濬)和清室方5人(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组成,当时未征询清室代表意见。李石曾于20日就职。清室善后委员会整整一个月以后(12月20日)才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决定23日开始清点清宫物件,清室诸位代表缴还聘函。段祺瑞执政府致函内务部,要求停止点查。李石曾不允,宣布按期开始点查(后因警察未到推迟一日进行)。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室代表缺席、合法政府反对的情况下启动了接收故宫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杨天宏先生做了迄今为止最透彻的分析(详见《“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37页至57页)。但是从结果来看,接收故宫确确实实是一项伟大事业的开端。

1925年9月29日,李石曾召集开会,议决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及故宫博物院董事会名单,董事会由严修、卢永祥、蔡元培、熊希龄、张学良、张璧、庄蕴宽、鹿钟麟、许世英、梁士诒、薛笃弼、黄郛、范源濂、胡若愚、吴敬恒、李祖绅、李仲三、汪大燮、王正廷、于右任、李石曾等21人组成,李石曾为董事长。又设临时理事会执行全院事务,有理事9人,他们是李石曾、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马衡、沈兼士、袁同礼,下建古物馆、图书馆。除了黄郛和鹿钟麟,其他几位都与博物院的日常工作相关。李石曾担任理事长,易培基任古物馆馆长,陈垣任图书馆馆长。应该注意的是张作霖不认可黄郛内阁,自然也反对李石曾一手包办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及背后的冯玉祥)接管故宫,但是此时李石曾请张学良和他的高参胡若愚任董事,说明双方的关系不再紧张。他们究竟如何达成默契就无法探知了(国民党政府在北伐胜利后的1928年10月组成新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任命理事27人,推举理事10人,此时张学良还没有“易帜”,但是他和胡若愚都是推举理事。国民党政府还是在暗暗“做工作”)。

两个星期不到,故宫博物院就正式开幕了,当时未设院长一职。从整个过程来看,李石曾的主导作用是不容否认的。黄郛夫人沈亦云在《亦云回忆》初稿讲到1925年夏阖家去见严修(严范孙),后者对驱逐清室出宫是有保留意见的:

在此以前六七个月,为溥仪出宫,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清室近支人员和民国共同组织,划分清室和民国公产与私产,属于民国者即后来的故宫博物院。这件事,开会通过,明令执行由摄政内阁。清帝出宫后,即贴上国务院封条,以昭慎重。摄阁是膺白所主持,但奔走此事和组织善后委员会,和人选,系李石曾(煜瀛)先生的努力。最初有人想到范老是双方所信服,拟请范老主持,范老不允,我看见范老复石曾先生信的,款称世仁兄,信说:人各有志,毋相强也。汪伯老[按指汪伯唐]在事先得风闻,曾来信劝膺白,但我不记得范老有信,后亦从不提此事。(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246页)严修和汪大燮都是故宫博物院董事,但是他们在李石曾组建清室善后委员会时都想与之保持距离。

故宫博物院在1925年10月10日举行开幕典礼,由庄蕴宽主持。李石曾报告筹备经过后,首邀黄郛演说。黄郛把博物院的命运与民国相联系:“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上册,234页)故宫博物院的存在已高度政治化了,而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段祺瑞没有出席这一隆重的典礼,他不会受到邀请。在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上,还没有来自外部的破坏者。

故宫博物馆真正对外开放,其实并不是在1925年的双十节。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春印行一份英语公告 (GUIDETO THE IMPERIAL PALACE,BULLETIN NO.1CENTRAL PALACE),写明博物馆开放的时间为1925年4月12日。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接收工作尚未告竣,不断有人要求访问,其中不少应该是外国人士。公告说明,从1925年4月12日开始,故宫对外开放,参观时间是星期六、星期天下午1点到6点,下午3点游客停止入内。入场券可在登记处购得,门票一元一张,儿童也凭票入场。长官的侍从、卫兵,老爷的跟班、仆人,都必须购票。二十人以上团体需预先向委员会申请,以半价票入内。当时的参观路线是从神武门之内的顺贞门进出(详见下图)。还有一些有趣的注意事项,也是从中文翻译的:不许携带手杖和照相机;不许走出游览线之外参观;不许碰触或移动任何宫内之物;不许拆毁围栏和铁丝网;不许抽烟、吐痰;不许撕下门窗上的格栅和糊纸;不许攀折树枝和花朵。(前几年的首都机场里还有“做一个文明的北京人”的英译。)当时还有一条现在看来难以理解的规定:入口处查验门票,参观完毕门票收回。门票当日有效。

从此参观故宫博物馆就成为京城民众和外地来客的一件大事。但是更多的人还是想看看昔日皇帝生活起居的地方,所谓的“博物展出”反而居于次要的地位。也有人对故宫有所忌惮,比如黄郛。沈亦云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显得格外小心,她强调黄郛去博物院三次,她都在场:“膺白对故宫,除溥仪出宫时,国务院的封条及以上决议,及介绍前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同礼)先生参加整理故宫书籍,其他善后委员会之人选,博物院之组织等等,均不与闻。博物院成立以前,我们都未到过其地,其后去过三次,我皆同往。第一次即马文[即马衡纪念黄郛文章]所记开幕典礼。第二次系应请柬参观,浏览一周。……第三次系关税会议时招待外宾茶会,我们只应酬而没有陪同参观。”(沈亦云《亦云回忆》,第2版,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211页)从鲁迅的日记、书信中看不出他曾前往故宫博物院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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